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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翻开中国的商帮史，江西商人在商帮中曾经与徽商、晋商鼎足而立，并且有着“无赣不成商”之称。由赣商组成的江右商帮独领风骚，与徽商、晋商成三足鼎立之势。

　　在经商路线上，晋商主要向北驰骋，徽商向东铺展，而赣商则向西不断延伸，与山西商帮、安徽商帮、浙江商帮等成为中国历史上十大商帮，以其兴起之早、人数之众、分布之广、操业之多、渗透力之强集辉煌与荣耀于一身，称雄中华工商业900多年，是中国古代实力最强的商帮之一。如今遍布全国及东南亚的以“万寿宫”命名的江西会馆，当年就是江右商帮的主要落脚点和联络点，既是赣商财富与实力的象征，更是赣商的标志，也几乎成了江西的象征。

　　江右商帮萌芽于唐，兴起于宋元，定型繁荣于明清，衰弱于清中晚期。江西，唐代时期称江南西道，江南西道为唐代经济中心；宋代称江南西路，江南西路为宋代的经济文化中心；元代称江西行省，江西行省为元代经济中心；江西为明代经济文化中心。在这些朝代，江西经济、文化发展均位居全国前列，经济、文化的繁荣奠定了江右商帮发展的经济、文化、市场基础。

　　江右商帮，影响力遍布世界各地

　　早在唐代，江右商帮便有了商帮的雏形——“纲”。纲是成批运输货物的组织，唐代的商人们走南闯北，抱团打拼，于是就有了茶纲、盐纲、花石纲，还有之后《水浒传》中的“智取生辰纲”。宋元时期，江西人口暴增，商品经济进一步发展，人口数量和经济贡献都达到了全国的十分之一；商人数量更多、规模更大，江西的商人将经营区域由运河扩展至西南边陲、东南沿海，江右商帮走向成熟。

　　元中期，江西行省商税6.2万余锭，仅次于浙江、湖广行省，居全国第三。明代至清初，江西迎来了历史发展的又一次高峰，伴随着江西人口的外迁，江西的商人们以地域、行业等分类建立了各类商帮组织，修建以万寿宫为代表的江西会馆，对外统称江右商帮，在全国各地迅速发展起来。这一时期，江西商人无论从人数、规模，还是活动范围，均超过了前代，辉煌一时。伴随着江右商帮的兴盛，江西商人的足迹遍布全国各地甚至海外，一批商业城镇蓬勃兴起，瓷器、茶叶、纸张、药材等江西品牌产品享誉日盛，成为各地商人争相囤积的奇品。江右商帮立足于江西大本营，在数百年中逐步向全国辐射，出现了向西南、东南、东、北几条重要商路，形成了商业辐射网。西线是江右商人较为活跃的主要地区，随着“江西填湖广”人口的迁移，江右商人们近走湖南湖北，远走云贵川，甚至在西藏也都有江右商人的身影。在湖广等地区，有着“无江西人不成市场”的说法。在人口稀少的云贵川，江右商帮不仅带去了商业模式，更带去了先进的生产力和文化，大力促进了西南地区的人口增长和经济开发。在东南，江右商人利用赣江水运和大庾岭商道的交通优势，通过珠江、闽江水系，渗透闽粤，甚至漂洋过海到达日本、琉球和东南亚。江右商帮的辉煌，体现在他们走南闯北，将江西影响力扩散至全国乃至世界各地。

　　江右商帮的“八商”极为出名，分别为江右粮商（粮食业）、江右瓷商（制瓷业）、江右茶商（茶业）、江右木材商（木材业）、江右矿商（矿业）、江右盐商（盐业）、江右钱商（钱庄业、典当业、银行业）、江右造船商（造船业）。“客商”，是客家人中的商人。客家人是一个具有显著特征的汉族民系，也是汉族在世界上分布范围最广阔的民系之一。在商界，客家人有“东方犹太人”之称。

　　赣州“客商”，江右商帮优秀基因的继承者

　　历史上，中原地区的粮、棉、茶、瓷、锡等大多经赣江南行，经章江过梅岭到广东，远销国外。图为梅岭古驿道。（资料图片）刘照志 摄

　　赣州是客家摇篮，赣州客家商帮既是中国十大商帮中的江右商帮之重要份子，又是世界客家商帮的一大方阵。赣州客家商人是江右商帮优秀基因的继承者。赣州客家商人向来以勇于创新、热情好客、艰苦朴素著称。他们既有“从小买卖到大开张”的兢兢业业；又有“一个包袱一把伞，走遍天下当老板”的开拓进取；更有“达则兼济天下”的社会担当。千百年来，遍布全国的赣州客家商人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身体力行传承着这份商业文化的精髓。很多经济地理坐标会随着时空的变换被历史所造就，秦灭六国次年，即派十万大军踏着刚开凿的通道翻越梅岭山隘进入岭南地区，统一了祖国的南疆。这条开凿的岭南新道在秦朝无数辎重驶过和铁骑踏过后，为岭南的开发、东南沿海与中原地区的文化物资交流创造了条件，也让人看到了赣州城市商贸枢纽地位的雏形。汉高祖六年（公元前201年），为了提防南越王赵佗，使灌婴略定江南，筑城蟠龙一带，设立赣县，在今天的赣州市境内出现了南埜、赣县、雩都三个县。赣县的设立，除了在战略上有着重大的意义外，最为重要的是加强与南粤商贸的往来。汉高祖十一年（公元前196年），陆贾出使南粤，与南越王赵佗商定开放边境贸易，汉朝以铁质农具和马、牛、羊换取南粤以及海外诸国进入番禺的象牙、犀角、珠玑、玳瑁、翡翠等宫廷奢侈品，均是通过赣江这一黄金水道出入的。受南来北往的商贸刺激，同时作为沟通南北的重镇，汉武帝元狩五年(公元前118年)，为方便商贸，赣州市场上还开始使用白银，极大地方便了赣州商人的大宗交易及贮藏携带。同时，五铢钱开始流通于赣州商贸集市。“群雄争中土，黎庶走南疆。”自西晋末年，“五胡乱华”以来，客家先民为远离战乱踏上南迁之路，他们越千万重山、趟千万条河、行千万里路，在赣州停下匆匆的脚步。在赣南静谧温润的大山里，在章贡清纯秀丽的江河旁，择地拓荒，安家落户，用带来的中原文化及汉民族文明，开发着这一方原本只生活着少数百越族群的偏僻之地。赣州经济自此得以发展，赣州商人也开始以商贩走卒的身影出现在相继兴起的各种圩市中。东晋以后，赣州城一直为郡府治所、商业重镇，是江西南部最大的工农产品聚散地和中原通闽粤之要道。富商巨贾络绎于途，沟通了湘粤浙闽的贸易，这大大促进了赣州商人与湖南、广东、浙江、福建等地商人的相互影响。隋朝统一，开凿大运河，我国运销国外的商品由原来从古都长安运往西域诸国之商道改从中原沿大运河南下，经扬州溯长江入鄱阳湖，溯赣江过庾岭顺浈水入广州，赣州成为这条新商道上的一个重要驿站，历史提供给了赣州商人一个很好的发展机遇，赣州商人因自然成为沟通江西与广东、福建、浙江、江苏以至于全国商人的长途贩运者而活跃起来。

　　重要节点，连接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路

　　唐代，大量客家人相继聚落赣南。唐开元四年（716年）张九龄开凿大余梅岭驿道，唐贞元初年（785年）虔州刺史路应凿滩石以通州，疏通赣江航道，一条从广州到赣州经洪州至扬州，转运河至洛阳，入关至长安的商道全线贯通，赣州成为连接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路的重要节点城市，商业经济很快旺盛起来。赣南各地的竹、木、糖、土纸等土特产品云集赣州，中原地区的粮、棉、茶、瓷、锡等大多经赣江南行，经章江过梅岭到广东，远销海外。当时的赣州已经在江西、甚至全国都有一定影响。据《新唐书》载：太宗贞观时期，“至十三年定簿，凡州府三百五十八，县一千五百五十一”。可见当时全国共有州府358个，而当时的虔州（赣州城古称）“虔米、青瓷、坑冶、关榷之利，为开元盛世四十个经济大州之一”，在全国都有一定的经济地位。其时，赣州各县出产的竹木和农副产品运往赣州后再转销各地，江西和赣州的瓷器通过著名的“丝绸之路”和“瓷器之路”已传入波斯和中亚国家。历史没有给我们留下当时赣州商人的名字和事迹，但可以想见，此时绵延千里的赣江航道和梅岭驿道，日夜都可见赣州商人奔波忙碌的身影和匆匆的脚步。两宋时期，赣州进入一个新的经济开发阶段，经济贸易、交通运输都出现一个空前繁荣的局面。赣州北宋时贸易经济得到快速发展，货币流通量不断扩大，中央政府在赣州设有铸钱机构。据《宋史》记载：景祐二年（1035年），置提点刑狱铸钱监于虔州……领江西、荆、湖、二广。绍兴五年（1135年），并饶州铸钱监于虔州。可见，赣州当时已经成了南部重要的金融城市之一。北宋时，赣州本地烧制的七里窑瓷器呈鼎盛期，延至南宋，一些精品瓷器经大庾岭、北江至广州，远销日本、韩国以及东南亚国家。宋代赣州经济除了瓷器、铸钱外，另有：赣州生产的“白泞”夏布被选为朝廷贡品并远销各地。赣州是全国主要造船基地之一，赣南上调“漕粮”与调入“淮盐”输出输入量很大，赣南的竹木、稻米、陶瓷等产品通过赣州出口海外等，赣州也由此跻身于全国36大著名商业都会的行列。可以想象，当时赣州商人人数之众多，产业之兴盛。明清之际，伴随着广东粤商（分潮商、广商、客家商帮）、山西晋商、安徽徽州徽商、陕西秦商（关陕商人）、福建闽商（分闽南商帮和闽东商帮）、江西赣商（江右商帮）、江苏苏商、浙江（宁波/龙游）浙商、山东鲁商等商帮在中国“商业革命”中的崛起，作为江右商帮的一个重要部分和客家商帮重要方阵的赣州商人，在各商帮的“商业革命”思潮的影响下，也得以迅速发展。

　　商业都会，涌金门外万舟横的赣州城

　　明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赣州市肆稠密，数百户商号拔地而起。赣州的木材、陶瓷、稻米、工艺品等商品，畅销苏、皖各埠，远销日本、朝鲜等国。仅木材一项，年销售量达1600万立方米，金额达700余万元。

　　流通领域的空前活跃促进市场贸易的繁荣，主要商品有粮、油、盐、茶、麻、瓜果、竹木、夏布、银、铜等数百种，商贩发展到近千户。明清时期，赣州有许多街巷都以所经营的商品或所设的行市命名，如米市街、棉布街、瓷器街、纸巷、烧饼巷、柴巷、花萼巷、卖菜坡、花生坪、木匠街、杂衣街等。七里和水西是放运常州一带大宗竹木排集散地。

　　清代（1840年鸦片战争前），赣州的商业店铺发展到1000余户，经营品种有粮、油、盐、烟，茶、麻、瓜果、竹木和布匹等数百种，棉布街、瓷器街、寸金巷、攀高铺、桥儿口、纸巷、柴巷、金家码头、诚信街、烧饼巷、六合铺、花生坪等地，商贾云集，成为商业交易的热闹市场。

　　明清时赣州城已是一座美丽、繁华的江城，出现了“商贾如云，货物如雨，万足践履，冬无寒土”的空前盛况，“城厢烟火不下万家”，店铺林立。水运发达，码头繁忙，清代诗人张照乘在《八境台八景诗》中所说的“闽粤弟航聚虎头，涌金门外万舟横”，加之筠阳会馆、广东会馆等众多会馆的设立，正是明清时期作为商业都会赣州城的真实写照。

　　清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一道上谕将沿海除广州之外的口岸全部关闭，清帝国进入了渐渐落伍的晦暗时期。但是，闭关锁国却意外地给江西带来了80多年的红利，北方和江浙地区的商品，都要借助这条商路，在广州出洋，为大清换来银子。

　　那些年里，赣江上舟楫连樯，商道上车轮辐辏，江西浸润在金山银海中。从北到南，沿着大运河—长江—赣江—大庾岭—珠江—广州，这条商道成为帝国贸易的总干线，被称为“京广大水道”的流通路线，是全国漕运和南北货物对流的运输干线。

　　有这样的便利，江西流通的商品达355种之多，清乾隆年间在赣州府设立的榷关——赣关，是户部直辖的二十四关之一，为帝国财政贡献甚巨。后来，曾任江西巡抚的刘坤一回首赣关的流金岁月时说：赣关地处梅岭之北，系广东一省通衢，从前洋商均在粤东贸易，土货洋货莫不经由赣关，是以征税畅旺。

　　根据史料记载，这里多数年份的税收超过10万两，商品流通量在500万两以上。在乾隆嘉庆年间，经由赣关的商品流通量，竟占全国商品流通量的70%。由赣关的商品流通类目可知，江西输往全国的商品，主要有油、豆麦、白糖、夏布、烟叶、纸和木材等，这些商品多为江西本地所产，在此或南下或北上销往全国。

　　而经由赣关到广州出口的商品，除了景瓷，生丝和茶叶亦为大宗；进口则有香料、檀香和棉花等。这段时间，也是清帝国外贸入超、广收白银的黄金年代。其中，特别要指出的一项商品，赣南是纸张产区，石城县的横江重纸以“明如玉，质如扣”闻名于世，又名玉扣纸。那时，玉扣纸经由广州，行销于日本、印度、新加坡以及南洋各地，是江西仅次于景瓷的硬通货。

　　“五口通商”，江西由交通要道变为内陆腹地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五口通商”，京广、浙赣铁路通车，梅岭古道的交通地位和赣州市的贸易市场迅速走向衰落，赣江沿岸过境贸易立时难以为继。此后，长江通航，九江开埠，江西的北大门九江乘势崛起，迅而取代赣江沿岸的赣州，成为江西进出口之总汇。然而，九江一城的繁华，没有给江西带来长久的繁荣。接踵而至的太平军，把江西一举推进了深渊。这是一段不堪阅览的近代史，太平军对江西的经济和人口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江西不仅是主战场，也是供应军饷的主要省份，前后十余年，江西的经济民生被反复磋磨，往昔富庶的赣江两岸就此人烟寥落，不闻鸡犬之声。根据历史学家曹树基的测算，1851年，太平天国战争刚爆发，尚未波及江西，江西人口达到2400多万；1865年，太平天国战争结束，江西人口锐减为1200多万。同时期，江苏、浙江的人口损失率也很大。不过，这两省凭借区域优势，通过外来移民和人口自然增长，很快恢复了元气。甚至，因为江苏豪富之家纷纷避难上海租界，反而成就了上海的快速崛起。江西却迟迟未能从这一波创伤中缓过气来。至此，除了福建，江西的邻省人口纷纷反超江西。如今，湖北、湖南、安徽都是6000万人以上的大省，广东破亿，江西则是4600万人口。更为遗憾的是，当时江西进一步错过了铁路时代。清王朝最后35年，中国修了近1万公里铁路，奠定了中国铁路交通网络的基本框架。

　　新的城市和工商业，围绕着铁路迅速集聚、生成，轰鸣的汽笛声宣告了一个新时代。具体来说，京汉铁路和粤汉铁路的修筑，使得由两广北上不再经过江西，中国南北交流的主干道随之西移，大庾岭商道渐渐陷入沉寂，江西从全国性的交通要道，变为平平无奇的内陆腹地。

　　脱颖而出，清末民初涌现一批杰出赣州商人

　　民国初年，赣州街市再度繁华，有2000余户工商业户 (绝大部分是商业户，一小部分是手工业户)，商业区主要分布在瓷器街、棉布街、牌楼街（今阳明路）一带，而以瓷器街为盛。瓷器街的恒孚布店、聚兴恒丝绉店、步青云鞋帽百货店、华利纸酒店，为雄厚经济实力的四大商店。至1915年，因遭受特大洪水袭击，四大商店先后倒闭，滨江的瓷器街损失惨重，从此衰落。

　　1926年，赣州钨砂、瓷器、茶叶、夏布、土纸、皮张等产品，开始转九江港外运出口东南亚和东欧、西北欧国家，其中出口钨砂达10余万担。

　　清末民初，一批杰出的赣州商人在赣南大地脱颖而出。如赣南首创新学实业的客家著名赣商刘景熙，先后筹办华宝公司，在赣州的垅下开采铜矿，官商合办江西机器造纸公司、担任江西商务总会总理，积极开展了联络商情、调查商业、维护商权、设立劝工厂、筹办劝业场等一系列活动。为了培养商业人才，提高民众的商战意识，他与志同道合者还倡导试办商徒启智学校。

　　数获嘉禾勋章的客家爱国实业家刘树堂创办赣南历史上第一张报纸《日新汇报》，在家乡赣县王母渡自办浓溪学堂，又在赣州城创办知困学校，并开办益华樟脑公司、牛痘局和农业试验场。还有追随和支持孙中山民主革命的赣南客家著名绅商魏会英，积极参加支持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的裕盛隆钱庄经理肖文循、同聚钱庄经理邹汇川、恒景绸布店经理熊景章、东悦来南北货店经理王瑞芝、元春钱庄经理魏鉴芙、德福斋辣椒酱品牌的创立人王鸿禄等。

　　20世纪初，全国各地陆续成立了农会、商会。1902年赣州三大钱庄之一的裕盛隆钱庄经理肖文循赴上海开会，访问了上海商会会长虞洽卿先生。回赣后，肖文循与赣州工商界进行了多次磋商，于1903年正式成立了赣州工商界的代表机构——赣州府商事会，1912年改赣州府商事会为赣州商务会。赣州商会成立后，遵循增进工商业公共福利为宗旨，为促进赣州工商业的发展，组织保安救火队、创办《赣州商会公报》、组织“赣州商人自卫团”， 做过不少好事实事。

　　抗战时期，东南各大中城市相继沦陷，赣州成为战时的后方。由于外地人口和厂商纷纷迁入赣州，人口激增，商业出现空前繁荣的局面。赣州聚集了来自广东、福建、安徽、河北、湖南、浙江和江西等地商业人士，并形成了广东、福建、安徽、河北、湖南、浙江和江西等七大商业群帮，一批有强烈的事业心和公益心、得到工商界的竭诚拥护的商界成功人士担任各群帮的领头人。